半导体以及整个高端制造里，如果要带动科技发展、创新发展，首先要有龙头公司为主要核心。因为这是一个高度资金、人才密集投入的产业，必须要有龙头企业带动。美国基本上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们到目前为止大概投了60多家公司，基本覆盖了半导体大部分的环节。从材料到设备、制造、设计、工业相关工作软件全部都覆盖到了。覆盖之后，我们会去思考科技型创业公司最需要什么，比如人、技术、市场、供应链、资金。

以技术、组织、人为例。他本身在消费、电池、汽车、安防都是属于龙头企业。所以所投的创业企业在进入市场的时候，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第一接触客户，第二更多去了解这个客户有什么需求，解决关键问题。

从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两个有形的关系。一个是在浦东做了一个大企业创新中心，基本上把我们在上海投的项目放进去。在北京，和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建立合作关系，聚焦半导体项目引入进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作为一个载体去推动这件事情，通过CEO俱乐部或者定期做活动联系起来，当投资企业到了一定数量以后，他们自己之间形成了比较好的保护性的活动，合作碰撞出更多的化学反应。

问：在去全球化影响下，NI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发展有哪些问题和困难，怎么去克服对未来中美两国在半导体领域内的博弈和合作？中国的社会制度有非常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该如何营造创新环境给予中小型企业帮助？

其实我们内部也做了非常多的讨论。不仅没有走，还加大了对中国的投入。在2021年专门成立了NI创新发展中心，去年经过一年在17个赛道的探索，与生态伙伴合作。间接影响了大概700万美元的海外业务。主要做了三个层面的事情：

第一，基于创新发展中心，赋能生态合作伙伴。链接全球资源，包括技术资源、业务专家、客户资源、产品平台资源。通过这些资源赋能产品研发，从而完善中国供应链体系，尤其在半导体这一方面。

第二，开放创新。我们与行业领先的企业、院校、研究所一起去做新方向的探索，方案开发。

第三，企业内部做组织创新。我们知道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合作过程中会“三个不对称”。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目标不对称。中小企业往往会贴近市场和行动，反应非常迅速。但是大企业会有限制、时间节点，目标相对不对称，架构不对称，注意力不对称。基于一些不对称，我们在内部做架构上的创新，减轻沟通成本。帮助中小企业能够很快找到大企业内部一些合适的人，去做更快的讨论决策。

通过三个创新，基于NI的发展创新平台。加大了中国投入，帮助中国本土企业生态发展。

关于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帮助，我想说的是美国的创新，大部分是企业的推动，因为两个国家发展阶段不一样。美国企业能做这个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企业有钱，创新需要钱。而中国真正有足够的资金去推动这种基础性创新工作的大企业是非常少的。

我们认为在中国，政府可能要起到更大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政府目前扮演了一个长线出资人的角色，而科技创新最需要前期资金的到位。在这个过程中，我分享一下感触最大的两点：

第一，以合肥为典型先进例子。合肥一直通过做产业基金的模式来推动产业集群聚集以及内部企业的培训提升。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于反投的要求，实际上是投资行业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如何能够使投资既能满足国资出资人对于产业落地的需求，本质又不至于过多偏离投资本质，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盈利回收，进入到下一个循环。把所投的项目到地方落地过程中，会发现地方的激励政策和创新企业的需求未必匹配，经常遇到大部分以落地后的税收为考核指标的情况。

第二，中小企业在早期特别需要钱的时候，政府如何提供支持，我觉得苏州政府做得非常好，区和市两级政府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政策。除了政策和资金支持之外，如果做B端的创业，最关键要找到早期客户。最优质的早期客户就是大企业，特别是有创新意识的大企业。但中国传统的大企业碰到机会后，往往习惯内部消化、内部创新，自己找团队来做。如果对市场和技术具有非常高的确定性，这种方式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但如果在市场或者技术存在着高度先进的领域，实际上这种方式的成功率并不高，反而对中小企业甚至是初创企业来说，有更多的机会。

从政府角度来说，如何去鼓励中国的大企业去拥抱开放式创新理念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今天的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案例。激励我们国内的大企业接受国外先进的、开放的创新案例。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政府能够引导一些大企业设置开放式创新基金，能够真正对产业生态内的中小企业进行资本和资源的投入，可以实现环境融通创新。

问：结合亚马逊成功经验，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创新环境需要哪些方面的帮助？